专家谈PM2.5争议称一下子向西方看齐不现实_新闻中心_新闻中心-亚博软件下载

本文摘要:陷入困境的PM2.5风暴似乎终于取得了真正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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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入困境的PM2.5风暴似乎终于取得了真正的进展。2月2日,北京首次公布PM2.5日平均浓度,当日为23 g/m3。

同时,上海、广东、江苏等地也宣布将PM2.5监测纳入议事日程。但公众对PM2.5的质疑并没有消失:年平均35 g/m3、日平均75 g/m3的暂定国家标准是否过低?2016年将PM2.5监测扩大到全国会不会太晚?就此相关问题,《中国经济周刊》采访了世界卫生组织全球疾病负担项目空气污染工作组唯一的中国专家、国家环境与健康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博士生导师多年从事空气污染与居民健康研究的阚海东教授。“美国驻华大使馆的数据需要科学解读。

”PM2.5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者就开始研究它。据阚海东介绍,2006年至2009年,他带领一个团队对中国三个城市大气中粗、细颗粒物的健康危害进行了统计分析。他们将可吸入颗粒物(PM10)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细颗粒物(粒径小于2.5微米,即PM 2.5);第二类是粗颗粒(粒径在2.5微米至10微米之间的颗粒,即PM10-2.5)。统计结果显示,只有PM2.5具有显著的健康危害。

“这些研究成果与发达国家基本一致”。然而,最终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是美国驻华大使馆发布的自测数据。2011年12月4日19: 00,美国大使馆发布的监测数据显示,PM2.5浓度为522,超过最高污染指数500,健康提示为“超越指数”,超过最严重污染水平。

这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关注。“美国大使馆发布了PM2.5数据。

这一事件本身对于促进北京空气环境质量的改善,引起全社会对PM2.5的关注是一件好事,”阚海东分析到《中国经济周刊》,“但从专业角度来说,这个数据需要科学解读。首先,在监测方法上,美国大使馆和中国的常规环境监测方法不同,不同的方法存在一定的系统误差。

其次,监测点的代表性;第三,空气质量指数计算的合理性。北京总面积1.6万多平方公里,包括主城区、郊区、远郊、远郊县。不同地理位置的空气质量明显不同。

美国大使馆也表示,‘整个城市的空气质量不能从单个空气监测站的数据中获得’。我们不能用一些点来代替另一些点,这样才是片面和完整的。

与北京市环保局安排的40多个监测点相比,这个监测点的代表性有限。”“美国大使馆每小时公布一次PM2.5浓度值和相应的空气质量指数,不合适。美国环保局(www.airnow.gov)主办的网站规定,空气质量指数是按日平均浓度计算的,即24小时的平均值,而不是每小时。比如上午10点,只能说此时此刻的PM2.5浓度是多少,不能说此时此刻的AQI指数是多少。

空气质量指数针对的是时间段,而不是时间点。”中国的PM2.5标准不低。在北京阳光明媚的日子里,经常可以看到悬挂在道路上的标志显示今天北京的空气质量指数很好。但如果把PM2.5列入城市环境与大气监测指标,也许这个“优秀”就会变成“好”。

可惜中国大部分城市都会遇到这种尴尬。根据环境保护部第二次征求意见稿《环境空气质量标准》,PM2.5纳入国家监测范围,标准为“年平均值35 g/m3,日平均值75 g/m3”。有人质疑:世界卫生组织(以下简称“世卫组织”)的标准是10 g/m3和25 g/m3,为什么我国的标准定得这么低?据阚海东介绍,2005年,基于PM2.5对人体健康的危害,世卫组织首次引入了指导值
同时,世卫组织还引入了三个阶段性目标值(见下图)。

中国采用第一阶段的目标值。他特别强调,世卫组织的指导价值观和阶段目标是各国根据自身条件选择的,不是标准,也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强制性。阚海东对《中国经济周刊》坦言:“标准越高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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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国空气质量现状来看,仍难以达到一级标准,更不用说WHO要求的更高的指导值。标准应该起主导作用。

如果标准高不可攀,就失去了意义。这个标准应该是可以达到的,这将有效地促进各地的空气质量控制。

虽然我们目前使用的是第一阶段的目标值,但随着污染控制的完善,我国将逐步采用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甚至最终的指导值。”据阚海东介绍,对于PM2.5研究,最关键的基础研究是基于美国两个经典的前瞻性队列研究,即哈佛六城研究和美国癌症学会(ACS)研究。1973年底,哈佛大学选取了美国东部6个城市的8000名居民,观察了14-16年大气中PM2.5浓度对居民死亡的影响。后来,美国癌症协会的研究人员收集了16年的数据,涉及50万美国人的死亡风险数据,发现空气中每立方米pm 2.5 10微克,心肺疾病死亡率增加6%,肺癌死亡率增加8%。

可见WHO的指导价值来自于美国的研究。“虽然中国目前采用的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推荐值,但推荐值在中国的应用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齐海东告诉《中国经济周刊》,“首先,中国大气中PM2.5的浓度和组成与美国不同;其次,中国居民对PM2.5的易感性(年龄结构、遗传差异等。)也不一样。比如欧美老年人多,易感人群比例会比国内高。”我们应该学习世卫组织设定指导价值观的方法,而不是简单地应用其价值观。

我们应该在自己的PM2.5研究的基础上,制定适合中国版本的PM2.5空气质量标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人并没有采纳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导价值观。2006年,他们修订了PM2.5的标准,即年平均值和日平均值分别为15 g/m3和35 g/m3,不符合WHO的指导值。

“表面上看,PM2.5事件是一个环境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经济问题,或者说是一个政治问题,一个社会问题,一个民生问题。简而言之,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再是单一的问题。

”有经济专家分析到《中国经济周刊》,“从经济发展阶段来看,西方发达国家都处于后工业化时代,而中国等新兴国家则处于工业化发展时代,面临着大得多的环境压力。希望今天快速发展的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有同样低的PM2.5浓度似乎不太现实,“中国完全有资格独立制定标准。“我们需要独立制定标准,但目前没有这样的技术储备。”阚海东分析到《中国经济周刊》,“原因有二:一是我国没有对PM2.5进行系统的监测,大气环境中PM2.5的基础不清楚。

比如浓度和成分是什么?主要来源有哪些?我们需要了解自己的国情,不能做一个傻逼的交代。第二,国内虽然有学者对PM2.5进行了初步研究,但缺乏类似于ACS的前瞻性队列研究,不能像ACS一样提供对健康有重大影响的PM2.5浓度范围下限和相应的健康风险。”在去年年底召开的第七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上,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宣布了PM2.5的监测时间表,该时间表将在全国范围内分为四个步骤,直至2016年。也就是说,在“十二五”末,中国将全面铺开PM2.5的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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阚海东说:“只要我们全面利用环保部门的环境监测网络、卫生部门的行为危险因素监测系统和死因登记系统,中国完全有资格
同时,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为此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基础。阚海东通过《中国经济周刊》呼吁,十二五末要把PM2.5浓度监测普及到全国。

希望在“十三五”期间启动中国大气污染健康影响前瞻性队列研究,为今后独立制定PM2.5标准提供最重要的科学依据。否则,几年后,我们在自主制定PM2.5标准时,将面临缺乏地方科学依据的尴尬局面。“。

中国能在PM0.1中领先吗?”将PM2.5纳入我国空气质量监测范围的进程并不缓慢。”阚海东说,“美国早在70年代就开始了对PM2.5的研究,但用了20多年才成为国家标准。中国的PM2.5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2012年纳入国家标准,过程也很快。

“十一五”期间,“脱硫”主要用于大气污染控制;“十二五”期间,将新增“脱硝”。阚海东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脱硫脱硝会降低PM2.5浓度。

空气中的污染物颗粒越细,处理它们就越困难。比如施工现场的粉尘,可以通过各种管理措施进行控制,但是对于PM2.5这样的细颗粒物,就越难控制,我们需要进一步提高我们的环境科技。

”“PM2.5的第一来源是化石燃料的排放和燃烧,第二来源是机动车的尾气排放。中国北方取暖用煤在冬季不可避免的会产生PM2.5,北京用天然气取暖减少了pm 2.5。公众关注PM2.5背后的空气质量,但降低PM2.5浓度将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只要政府下定决心,是可以实现的。比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北京的PM2.5浓度下降了近一半。

阚海东说:“最近,国际社会开始关注空气中一种更小的污染物颗粒物PM0.1。可能8、10年后,这又是一个炒作热点。我们最好做一些前瞻性的部署,对其来源、时空分布、暴露特征、生物效应、健康危害等进行深入研究,不要重蹈pm 2.5“《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胡雪琴的覆辙。blk comment p a : link { text-decoration : non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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